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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粮食证:票证年代的历史见证——章文定
章文定 来源:往来网 加入时间:2014年07月23日20时57分 发表评论

    往来网·史志频道7月23日消息:我在整理东西时,偶然发现早年用过的“居民粮食证”,证上留有6次购粮记录,证里还夹着数十张全国、浙江、上海等地的通用粮票,票面最大为5市斤,最小为半市两;此外,还有好多张粮油供应券。这些证券,见证了票证年代的历史,同时勾起我当年缺衣少食往事的回忆。

    在我的记忆里,建国初期,由于粮食产量低,为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,1954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,翌年又实行粮食“三定”(定产、定购、定销),并开始发放售粮证,而后又遭自然灾害,物质极度匮乏,国家对粮食和生活用品实行计划定额供应。如买米要粮票,买布要布票,买煤要煤票,买肉要肉票,买油要油票,买酒要酒票,买烟要烟票,还有买肥皂、火柴、鸡蛋、毛巾、棉花等也要凭票,就连缝衣服的棉纱线也要凭票供应。其它如自行车、电视机、缝纫机等那就更要凭票了。

    粮食实行定量供应,其定量由工种而定,干重体力活的工人,会超过30斤,一般居民男的每月29斤,女的为27斤。当时,居民有本粮食证(称“米簿”),已经是很幸运了,但对于没有粮食证的来讲,就很难说的了。那时受浮夸风的影响,“三定”的定产偏高,定购(卖粮)也随之增加,这就苦了没有粮食证的农民,当时有“粮食亩产放卫星,米缸倒得嘭嘭声,农民饿得好伤心”的民间顺口溜,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困难时期,好些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,有的还失去了生命。

    在日常生活用品样样都要票证的日子里,票证市场也应运而生。虽然票证有“无价证券,严禁买卖”的规定,但因票证实在太多,城管部门也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了。那时的票证市场上的票证应有尽有,可以私下买卖交易。记得那时我的月工资三十多元,粮票最高曾卖到二元一斤。我家缺少被絮,就用布票换成棉花票,弹了一个8斤重的棉胎好过冬;我因在单位食堂用膳,家里不开伙,就把煤票换成酒票,为嗜酒如命的父亲解馋。

    那时人尚吃不饱,哪来粮食养猪喂鸡,故肉类奇缺。由于饮食缺少油水,肚皮特别快饿,记得有一次干体力活回来,饥肠辘辘,用一斤粮票买了10只馒头,要了一碗白开水,狼吞虎咽下肚,仅只半饱。那年在大陈岛,见商店柜台摆放着各种糕饼,十分高兴,近前一看,原来要收粮票,那时正餐尚不饱,怎舍得用粮票买零食吃呢?对街的小摊在卖番薯渣糕,不收粮票,两毛钱一小块,因霉味太重,很难下咽,且价格不菲,只好作罢。一次出差上海,发现所带粮票不见了,是遗失还是被偷不清楚,那时一碗阳春面要二两半粮票,没有粮票店家是不卖的,幸好上海有家亲戚,去借了粮票,才免遭饿肚之苦。有次下乡,在大队食堂吃中饭,交二两半粮票,打来一碗“糊糟羹”,里面有番薯叶、青菜梗、南瓜皮和极小量的饭粒,食堂人员说这是“瓜菜代”。一次剧团到温岭城关演出时,不知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番薯丝,每人分到10斤。我急忙送回家,母亲正在做“糠老鼠”(谷壳磨成粉做成)吃,见到番薯丝,如获至宝,高兴得不得了。

    现代的养生学要求饮食七分饱,而那个年代,却不知道饱是什么滋味。最难忘怀的是一次过足饱瘾的经历: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们剧团去下大陈为部队作慰问演出,上岛已是晚上七点钟,部队为我们准备了点心——面条。我们一见油水十足,香喷喷的面条,端碗就喝,风卷残云,一大锅面条,一下子就吃个精光,食堂再来一大锅,几分钟又见了底,接下又烧了几锅。我真记不清自己到底吃了多少碗,才过足饱瘾的。炊事员们见我们这副窘相,笑我们是“饿牢里放出来的”,我们听到这话,私下嘀咕,说他们是“自己肚饱,勿晓得人家镬漏”。

  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随着改革的深入,经济的复苏,物资的丰盈和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,各种票证逐渐消失,粮票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退出历史舞台,凭票证购物的时代如东逝的流水,一去不复返了。

    凡经历过票证年代这段艰难困苦历史、深受切肤之痛的人们,即使在当今物质丰厚的新时代,心中仍有一种忧患意识,都有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。

     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,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” 但愿这句格言,不再是朱柏庐治家的专利,而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的家训;但愿“节约光荣,浪费可恥”不再是一句口号,而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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