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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似道《促织经》:世界第一部研究蟋蟀的昆虫学专著——周琦
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|周琦 来源: 加入时间:2008年04月10日22时35分 发表评论

    往来网·史志频道4月10日消息:贾似道为南宋一代奸相,然在玩乐之余所编的《促织经》,竟成了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。这种“歪打正着”式的动机与效果关系,反映了文化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。

 

 


《促织经》: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

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周琦


    历史上时常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,如医学源于巫术,化学始于炼丹。南宋的贾似道,为一代奸相,玩乐之余编撰一部《促织经》,竟成了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。这种“歪打正着”式的动机与效果关系,反映了文化发展中偶然与必然的辩证统一。

一、贾似道与《促织经》成书考

    贾似道(1213——1275),字师宪,号秋壑,南宋抗金名将制置使贾涉之次子,浙江台州天台县人。自幼落拓,好为游博,不事操行,以父荫补嘉兴司仓。后其姊为理宗贵妃,始青云直上。淳祐九年(1249)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,次年移镇西淮。开庆元年(1259),以右丞相领兵援鄂州(湖北武昌),私向蒙古忽必烈乞和,答应纳币称臣,兵退诈称大捷。此后专权多年,用重法督责武将。推行“公田法”,贱价兼并大量地亩,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度宗(1265——1274在位)朝权势更盛,封太师、平章军国重事。朝廷大政,悉决于西湖葛岭私宅。襄阳围困数年,贾隐匿军报,与姬妾踞地斗蟋为乐。德祐元年(1275),元军沿江东下,贾率军仓皇迎敌,败绩于鲁港(安徽芜湖西南)。旋被革职放逐,至福建漳州木绵庵(福建龙溪县),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。僧彬木禅收尸火化,命贾之仲子归葬会稽附子冈

    贾氏身为当朝宰辅,不思励精图治,恢复中原,反而骄奢淫逸,玩军误国,故与秦桧同列《宋史·奸臣传》,落得千秋骂名。明周朝俊的传奇《红梅记》,解放后京剧《红梅阁》、川剧《红梅记》、秦腔《游西湖》、电影《李慧娘》中的贾似道,均是反面形象。由于劣迹昭著,所撰《悦生堂古迹记》、《悦生别录》、《悦生堂随抄》(《说郛》百卷本辑有25条)、《奇奇集》等均因人废文,今已不传。数首诗作散见于《咸淳临安志》、《全芳备祖》、《天台山方外志》、《台州札记》等书中。唯《促织经》两卷,因历代斗蟋之风代代相沿,方流传至今。

    此书上下两卷,一万四千余言。分“论赋、论形、论色、决胜、论养、论斗、论病”七类,每类又分子目。体例完整,蔚为大观。因《促织经》由明代周履靖(浙江嘉兴人)续增,故有人以为何为贾编,何为周续,难分彼此,甚至有托名之嫌。

    喻长霖《民国台州府志·艺文略》(卷七十三)载:“《促织经》,宋贾似道撰。似道有《奇奇集》,已著录是书。见《千顷堂书目》及倪灿《宋史·艺文略补》。”另外,元代台州黄岩人陶宗仪的《说郛》、明袁宏道、刘侗的《促织志》均辑引过此书,说明贾氏确实编撰过《促织经》。此书款识为“宋秋壑贾似道编辑,明梅颠周履靖续增”,又证明《促织经》的体例为贾氏原编的基本框架。自古编书都有一定体例。此书既为贾氏所编,那就包括了蟋蟀的形状、颜色、饲养、决斗、病疗、诗赋等方面。故书虽非贾氏原壁,周履靖亦仅是“续增”“充实”而已。正如清高鹗补续《红楼梦》一样,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原作,后四十回为高氏所续,体例还是原先的基本框架。

    至于区分何为贾撰、何为周续,确有难度,但亦并非无眉目可寻。

    陶宗仪《说郛》、袁宏道和刘侗的《促织志》、毛晋《陆疏广要》、沈弘正《虫天志》均辑引过贾氏的《促织经》。据核:前四种均采摘于此书中的《促织论》和《蟋蟀论》;后者《虫天志》则全文辑引了此书中的《促织歌》,并直称为《贾似道促织歌》。《促织经》里还一篇《月夜闻虫赋》,中有“臣东鄙幽介,长自丘樊”之句,这正是贾氏世居浙东天台山的真实写照。据《天台松溪贾氏宗谱》载:贾似道曾祖贾成宗,原籍河南洛阳。自靖康南渡(1127),徙居天台山,至似道已历四代。因南宋都城为临安(浙江杭州),天台山处于临安之东,似道又长于斯,故称“臣东鄙幽介,长自丘樊”。由此可定,至少是上述数篇均出自贾氏手笔。

二、《促织经》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主观因素

    贾似道身为当朝一品,位极人臣,何以如此钟爱于促织呢?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贾氏的主观嗜好有关。

    蟋蟀之名最早见于《诗经》。《唐风·蟋蟀》及《豳风·七月》中有“蟋蟀在堂”、“十月蟋蟀”之句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认识的深化,蟋蟀之别名犹如“太仓之粟”,愈积愈多。从《尔雅》、扬雄《方言》、崔豹《古今注》、郭璞《尔雅注》、至清代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蟋蟀别名多达十七种。蓄蟠斗蟋风,则始于唐天宝(742-756)年间。

    据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·金笼蟋蟀》条载:

    “每至秋时,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促贮蟋蟀。闭于笼中,置之枕函畔,夜听其声。庶民之家皆效之也。”

    又宋人顾文荐《负曝杂录·禽虫善斗》条云:

    “父老传:斗蛩亦始于天宝间。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。以万金之资,付之一啄。其来远矣。”

    历代文人雅士对于蟋蟀确是十分珍爱,晋代卢谌,唐代杜甫、张随、李子卿,宋代苏轼、张来、陈造、王令、岳珂、杨万里,明代高启、俞允文、王龙起、潘亨等名流,均作有以蟋蟀为题材的诗赋。贾似道亦称“盖自唐帝(玄宗)以来而讫于今,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,富足豪杰,无不雅爱珍重之也”。这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。

    南宋是斗蟋的发展期。上至宰辅,下至平民,甚至僧人亦好斗俗。“鞋儿破,帽儿破”的天台活佛济公(1148——1209),曾为有“铁枪”之誉的蟋蟀之死而感“伤悼”,为之安葬并作悼词、祭文,以为“纪念”。其《瘗促织·鹧鸪天》词,寓以禅理,显得幽默诙谐:

    “促织儿、王彦章,一根须短一根长;只因全胜三十六,人总呼为‘王铁枪’。休烦恼莫悲伤,世问万物有无常;昨夜忽值严霜降,恰似南柯梦一场。”

    有些嗜蟋者卒后,甚至连蓄蟋用具亦随葬,江苏镇江南宋古墓曾出土过多只蟋蟀过笼,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中国《南宋儿童斗蟋蟀图》。时尚斗蟋之风,于此可见一斑。这正是贾氏编撰《促织经》的时代背影。

    贾氏酷嗜斗蟋,亦有其主观因素。其《促织论》云:

    “天下之物,有见爱于人者,君子必不弃焉。何也?天之生物不齐,而人之所好亦异也。好非外铄,吾性之情发也,情发而好物焉。殆有可好之实,存于中矣。否则,非好也。岂其性之真哉?况促织之为物也,暖则在郊,寒则附人,若有识其时者;拂其首则尾应之,拂其尾则首应之,似有解人意者;甚至合类颉颃,以决胜负,而英猛之态,甚可观也。岂常物之微者,若是班乎?此君子之所以取而爱之者,不为诬也!”

    贾氏认为,其所以嗜蟋,是因蟋蟀具有三种功能:一是识天时,二能解人意,三可供观赏。他还从斗蟋之法“悟”出“治国之道”,将斗蟋与治国相提并论。蟋蟀虽为“一物之微,而能察乎阴阳之道;动静之宜,备乎战斗攻取之义”;并由此得出结论:“君子之所以爱物也,知所爱;知所爱,则知所养也;知所养,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!”其言论确是发前人所未发。

三、《促织经》的内容与价值

    贾氏其人已如前述,然作为斗蟋爱好者而言,善于观察总结,编写出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《促织经》,成为中国昆虫学的开创者之一,还是值得肯定的。

    此书虽分“论赋、论形、论色、决胜、论养、论斗、论病”七类,其要不离遴选、决斗、饲养三个方面。

    (一)蟋蟀遴选

    主要从其生态环境、形体颜色入手。

    贾氏认为:蟋蟀的栖息场所及生态环境,对虫质的优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生于草土之中必懒,产于砖石之间必刚;背阴必娇,向阳必劣;以出于荒山僻地为佳。从外形来看,蟋蟀要具备“四像”:“钳像蜈蚣钳,嘴像狮子嘴,头像晴蜓头,腿像蚱蜢腿”(《观促织形像》)。从颜色来鉴别:大体为“白不如黑,黑不如赤,赤不如黄,黄不如青”(《蟋蟀论》)。以下为“五绝”:红头青项,翅金色者为一绝;麻头透顶、金翅白腿、头后相应者为二绝;白麻头透顶、青项毛子厚银翅者为三绝;紫头白露、青项浓厚、紫翅又带皱纹者为四绝;黑漆头金线或银额、青项带毛、黑金翅、白肚皮、白大腿脚者为五绝(《促织经·论色》)。贾氏列举了17种形状、65种颜色不同类型的蟋蟀,对其优劣作了详尽地阐述。

    (二)蟋蟀决斗要做到知彼知已,讲究簧法

    蟋蟀决斗虽有“小鬼跌金刚”以小克大之奇迹,但究属少数,基本上还是“比头比项比身材,若大分亳,懒不斗苍,好不斗异,弱不斗强,小不斗大,有病不斗寻常”。总之,斗蟋如斗兵,只有知已知彼,才能百战不殆。

    斗蟋还得讲究簧法(即打草法)。因簧草得法,能激其斗态,乃至反败为胜,故贾氏总结为“三条簧法”:一云初对簧法:斗蟋之始,各启闸引草。先对其腰,后簧其牙。其口开时,左提右挈,待鸣声收翅之际,用草领至闸口,不让过闸激其斗性。二曰上风簧法:即第一回合斗胜之蟋。此际应用草时常调拨(不簧其牙),使之斗性常存。三为下风簧法:即第一回合斗败之蟋,此时更要激其斗志,用草先拂其头须顶背,次拂腿脚牙际,待其鼓翼鸣声,自壮其胆,再决雌雄。

    (三)蟋蟀饲养既要注意节候,又要精心调理

    蟋蟀“白露渐生,寒露渐绝”,畏冷惧寒。早秋、中秋,余暑未消,故养盆宜古不宜新(新盆燥热,虫易得病)。并置清凉湿润之处养之,切勿使斗;中秋之蟋,不可与三尾(雌蟋)共盆,恐其昼夜呼雌,有损斗性;晚秋之蟋,如人进入暮年,秋深生寒,宜换新盆放藏风温暖处,用生芝麻嚼碎和饭喂养;斗后之蟋,隔三五日方可复斗,如斗口经三四十口,应隔一周,调养其内不可与三尾“同房”;斗胜之蟋,用浮萍捣汁浴之,再用河水过净,并将童便、清水各半,使其饮之。此即贾氏的“三秋养法”与“斗胜养法”。

    贾氏还阐述了蟋蟀病治疗和繁殖的方法。尤其是对交配习性的发现,更是道前人之所未道。其《促织三拗》云:“赢叫输不叫,一也;雌上雄背,二也;过蜑有力,三也。”过蜑,精囊肥大。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。著名昆虫学史专家邹树文对此评价颇高:“这个对于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不论其是宋或明,其记述之早均可称述。(《中国昆虫学史》147页)。”

    《促织经》不仅首次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有关蟋蟀遴选、决斗的饲养经验,为研究古代昆虫提供了翔实的史料,而且还开后世蟋蟀研究之先河。

    明清以降,蟋蟀研究专著不断涌现。如明袁宏道的《促织志》、刘侗的《促织志》,清金文锦的《促织经》、石莲的《蟋蟀秘要》、朱翠庭的《蟋蟀谱》、朱从延纂辑、林德埃、庄乐耕重订的《蚟孙鉴》、秦偶曾的《功虫录》、方旭的《促织谱》、钱步曾的《百甘虫吟》,民国的《游戏大观》、李文翀的《蟋蟀谱》。1931年李石孙纂辑、徐元礼参校的《蟋蟀谱》12卷,描述蟋蟀种类多达117种,可谓集蟋蟀之大成。但上述专著大多以贾氏《保织经》为本增益而成。就是198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蟋蟀新谱》(关良、之骏编著),除部分章节外,其内容仍以贾氏《促织经》为基础。其影响之深,亦为贾氏始未料及的。

    斗蟋,在历史上曾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,但从现代观点看,养蟋与养马、养使鸽、钓鱼、种花一样,只要引导得法,也是一种培养人们观察践能力的很有意义的活动。它能美化生活,陶冶情操,还能使人增长有关昆虫生物学、昆虫行为学的科学知识。

    另据报道:当前香港、澳门、日本等国际市场,蟋蟀贸易较为热门,一只战斗力强的蟋蟀售价高达上百美元。一般出口一只较好的蟋蟀,可换回一头肥猪的外汇。笔者由此联想起能否发掘蟋蟀资源,捕捉训练优质蟋蟀,恢复古养盆传统工艺的生产以出口创汇。使贾似道这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世界第一部昆虫学专著《促织经》,古为今用,服务当前,重新发挥它历史与现实所应有的价值!

注释:

①、《天台松溪贾氏宗谱》误贾似道为幼子,据新出土的《宋贾涉墓志铭》,应为次子。详见台州文管会编《台州墓志集录》。

②、明·宋濂《题恩断江端元叟手迹后》,载《宋文宪公全集·卷29·芝园续集》。

③、笔者按:此书集萃古代用兵“以寡胜多”之战例,如赤壁、淝水之战等。盖贾氏自夸援鄂之功。见宋周密《癸辛杂识》。

④、贾似道:《促织论》,载《促织经》卷上。

⑤、⑥、⑦、《促织经》卷上《论赋》。

⑧、张泉鑫:《斗蟋史话》,载1989年《农业考古》第一期,270页。

编辑:方城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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